1959年夏天，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的錯誤批判，使他忍受著被冤屈的巨大痛苦過了六年。 1965年他不計較個人得失，仍接受毛澤東和黨中央委派，到成都去任三線建設副總指揮；當時報紙上滿載評新編歷史劇《海瑞罷官》的文章，矛頭直指彭德懷。他強壓憤怒，立即投身到三線建設的調查研究之中：他下礦井，鉆煤窯，赴工地，到農村，千里跋涉，不辭辛苦；他心系黨和國家命運的同時，還關心著普通工人、農民的生活和疾苦。 他懷著對祖國人民高度的責任心、使命感和真正共產黨員的博大胸懷，對三線建設提出具有戰略性指導意義的意見，可別有用心的三線某領導人卻不讓他接觸軍工。 他壓抑心中的苦澀，更加快了工作的節奏。 他和工人們同吃同勞動，和年輕戰士干同樣的活。他為三線建設所取得的成就高興；為在三線建設中犧牲的烈士流淚；他痛斥違反客觀規律的瞎指揮；對某些人的腐化浪費義憤填膺；他隨時隨地強調黨的宗旨...